□晚報記者 孫立住商不動產梅 報道 晚報製圖 鄔思蓓
  年過五旬,經濟穩定,子女都已成年,在外人眼中,處於這個年齡段的女人就應該修身養性,素麵朝天,操持家務,實在閑得沒事了可以到廣場上跳跳舞什麼的。但她偏偏每天精心打扮自己,不放棄追求浪漫,認為“活著就是折騰”,在偶遇初戀後決定離婚——本周,著名編劇王麗萍的新作《我家的春秋冬夏》在東方衛視播出,與之前多數養老題材打出悲情牌的做法不同,劇中那個風韻猶存、又會作又會嗲的前妻“張招娣”,立即引起電視觀眾的網站優化熱議。
  王麗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位“老年版娜拉”兼“作女派掌門”,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現代女性、尤其是上海女性的新形象,“她們認為不管到了什麼年紀都要活出自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女性的覺醒。”而飾演張招娣的張小磊更在個人微博中宣稱:“你們只看到我土豪打扮,無視我內心朴實無華;你們只聽到我言辭犀利,不瞭解我心底那份脆弱溫柔;你們只認定我矯情與人做對,其實我是個熱情簡單追求幸福快樂真愛的女人G2000……我為新女性代言!我倡導大媽們:人生難得,活好自己!”
  從“廣場舞大媽”到“作房屋二胎女派掌門”
  劇情回放:喝最好融資的咖啡,拎最時髦的包包,到韓國整容,買起6800元一套的套裝毫不手軟,比四個女兒還愛打扮——按照上海人的說法,張招娣屬於那種“很妖”的女人。當與她同齡的女人們忙著跳廣場舞的時候,她卻追求更精緻、更自我的生活。
  王麗萍坦言,塑造“張招娣”這個角色,首先是想改變人們對老年群體的刻板印象。“一說到養老,人們立刻聯想到那些老態龍鐘、苦等兒女上門的老人家,但現在時代不同了,我身邊就有一些朋友的父母,潮著呢。11·11之前,我一個朋友的爸爸就問女兒,你到了那天準備搶什麼啊。老兩口每年年初制定旅游計劃,比子女還愛玩,還會玩。還有一個朋友給我看她的微信記錄,她媽媽在微信上問她怎麼偷用鄰居的wifi,把她給驚著了,第一反應就是這是我媽嗎,太會趕時髦了吧。苦大愁深的養老之前被寫得太多了,你看我們身邊有這麼多可愛的老頭老太太,我們也得與時俱進地看待他們。”
  即使沒有滿口的上海口音,張招娣的這樣的女人,也帶著“上海出產”的鮮明特色。王麗萍稱:“這是上海女人的一個典範:我盡心盡職為這個家操勞了大半生,到了一定時候,我要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有自己骨子裡的堅持。人家說上海女人很精緻,這隻是說外表,其實上海女人內心是很倔強的,而且識大體,能把外面的功夫做得很好,關鍵時候也會擺出點姿態,但她們內心很清楚。在上海女人精緻的外表下,有一個非常大氣和強大的內心。”張小磊對這個角色的理解是:“張招娣其實是敢於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她註重生活品質,其實她原來的家庭生活也能過得去,但她覺得還可以更好。”至於各種“作”的表現,“時代不同了,應該允許人們呈現出更多的個性,作的本質其實是去尋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張招娣的這種生活態度得到了年輕網友們幾乎眾口一詞的理解和贊賞,比如認為她跟四個女兒“哪裡像母女啊,簡直就是五朵金花”,“就是要活出這份精彩來”。
  從“中國式離婚”到“老年娜拉”
  劇情回放:在跟丈夫秦有天過了三十多年吵吵鬧鬧的婚姻生活後,張招娣偶遇年輕時代的初戀,決定離婚後追隨初戀去韓國定居。秦有天諷刺她:都這把年紀了,還折騰個啥?她回:我還沒到頭呢,不想就這樣過完一輩子。
  張招娣和秦有天的離婚是《我的春夏秋冬》一劇的起點,更是她“作”的極致。王麗萍說,“黃昏離”現象源於她個人對當代中老年人婚姻現狀的觀察。“劇中秦有天的理想生活就是每天吃完了飯出門遛彎兒,安安穩穩過日子就行,但張招娣愛美,會發嗲,要浪漫,她和秦有天確實是性格不合。如果繼續婚姻,他們的未來完全是可以預見的,就是繼續吵鬧下去。我個人是不鼓勵他們湊合的,我不敢說張招娣的做法一定對,但她確實是敢作敢為,她主動選擇生活方式,她代表了一部分的現代女性。”
  張招娣的黃昏離之所以令人瞠目,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更常見的還是那些吵吵鬧鬧了一輩子但最終都無法下決心離婚的夫妻。丈夫要離婚、妻子死活不放手的情節,已經成為近年來影視作品的常見模式。之前的電視劇《中國式離婚》當中,蔣雯麗和陳道明飾演的“纏纏綿綿到天涯”的怨偶,就是其中代表。王麗萍分析說:“按現在人們的健康情況,到七十歲左右都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一對無法和諧共處的夫妻在五十歲左右離婚,同時做好各自的心理調節,他們還可以有將近20年有質量的生活。”
  “黃昏離”現象十多年前在日本已經初現端倪,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經過若干年沉悶但盡職盡責的家庭生活之後,在老年時希望可以“為自己而活”。這種現象也隨之出現在亞洲其他國家,據報道,韓國日前的一項調查就顯示,2012年,結婚20年以上的中老年離婚率高達26.4%,首次超過結婚不滿4年的年輕一代離婚率(24.6%)。韓國專家指出,老年離婚熱原因很多,首要是思想觀念轉變。跟中國的情形相似,受傳統思想影響,在韓國家庭觀念中,離婚是不光彩的事,尤其是女方,往往被貼上各類鄙視性的標簽。但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文化和家庭觀不斷衝擊,越來越多老人認識到,他們有權追求自己的幸福。
  從“黃臉婆”到“經濟女性”
  劇情回放:張招娣追隨初戀去了韓國。不料初戀兩年後病逝,她開始念起前夫的種種好處,於是決定回國謀求復婚。為了追求前夫,她買了液晶電視、空氣凈化器等各種昂貴禮物,準備與情敵、保姆“馬瑙”展開競爭。
  魯迅先生曾問過“娜拉出走之後怎樣”,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女性離開家庭的下場只有兩種:或者回歸,或者餓死。在現實生活中,離婚又想復婚的原因很多,有的為了房子,有的為了票子,但張招娣的原因從始至終只有一個:為了感情。當然,她之所以住得起別墅、花得起錢打扮、送得起禮物,是因為她自己手邊有錢。社會和經濟發展以及法律法規的逐漸健全,使得女性不僅可以在職場上獲得相對平等的機會和收入,也能夠在離婚時維護個人權益,從而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這無疑是中國社會發展至今的一大進步,也是“新時代大媽”得以出現的原因。
  類似的情況同樣出現在日韓。雖然日韓兩國很多女性都在婚後選擇放棄工作,但相應的法律同樣可以維護全職主婦的權益。早在2007年,日本就推出“離婚時厚生年金分割制度”,規定婚姻期間的厚生年金可以加以分割,只要當事人達成協議或者得到法院的判決,妻子最多可以得到婚姻期間丈夫厚生年金的一半。韓國政府近年來也著手對法律進行修正,規定“即使是專職家庭婦女,如果離婚責任在丈夫身上,離婚時也能獲得家裡一半財產”。此外,兩國較為完善的養老保險體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老年人的離婚率上升。
  在中國,前幾年媒體就曾報道過,中國有將近7成的離婚是由女性採取主動的,像張招娣這樣的“黃昏離”女性也為這個數據貢獻了不小的力量。離婚率的逐年上升,使得近年來中國婚姻法的幾次修改,都能成為當年全社會熱議的話題。離婚後房子的產權歸屬問題、一方有外遇時對另一方的經濟補償問題、夫妻雙方的財產透明問題,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選擇。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所表述的那樣,只有先解決經濟,才能談論其他。
  從“婆婆媽媽”到“切斷粘連”
  劇情回放:張招娣黃昏離的決定,遭到四個女兒的一致反對。張招娣回國決定破鏡重圓時,發現秦有天已經與保姆產生感情,四個女兒同仇敵愾決定破壞父親的黃昏戀,但同時她們又各有小算盤,或需要父母的經濟支援,或想瓜分父親的房產。
  《我家的春秋冬夏》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困境:張招娣的生活態度雖然積極,但她也不得不面臨黃昏離的各種壓力,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子女們的激烈反對。王麗萍承認在設置張招娣的性格和行為時也遇到一些糾結:“張招娣毅然選擇了黃昏離,很多女性也都表示希望像張招娣這樣勇於突破自己,但這是不是一種自私呢?我寫過這樣一句臺詞:我們的父輩很多人的婚姻可能算不上幸福,但對孩子們來說,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在自私和瀟灑之間,我希望可以達到某個平衡點。”
  張招娣的困境,是中國式家庭內部代際“過度粘連”的反映。兩代人之間互相介入、界限不分,一方面,父母對已成年的子女習慣了指手畫腳,過度干預;另一方面,成年子女也肆意干預父母的生活,如要求父母幫自己照顧小孩、圖謀瓜分父母的家產、破壞父母的生活選擇,等等。中國的影視劇中總是充滿這樣那樣的“婆婆媽媽”情節,這是與歐美家庭劇的明顯差異。“我家”劇中四個女兒最初的表現令不少電視觀眾覺得“討厭”,原因就在於此。
  養老問題也是黃昏離、黃昏戀必須面對的困境。張招娣雖然主動離婚,但在初戀病逝感覺孤單寂寞,試圖回到前夫身邊。秦有天屬被動離婚,在很長時間內都無法適應,四個女兒一個月能回家一次就算不錯,他與保姆產生感情也是環境使然。事實上,在很多養老題材的影視中,老年男性再婚的選擇往往是家庭保姆,王麗萍解釋說:“上海的丈夫們還好點,還能做點家務,外地很多人家妻子走了以後,丈夫就沒了方向,子女沒法照顧,只能給父親找一個保姆,最後這男的就跟保姆過了,有點相依為命的感覺。”
  日本也是養老困境突出的國家,已經有社會學者建議,不要等到老年之後才想起要解決“寂寞”問題,正確的做法是未雨綢繆,在中青年時期就建立穩定的社交圈子,這樣到老年時才會保持一定的人際交往能力。  (原標題:“作女掌門”為新時代大媽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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